阿根廷国家级播音员林文正:我的声音华人的力量

2008年8月8日,下午1点58分。我面对着的,是曾在梦里见到过的一大人生挑战。这一刻我停住了。我面前摆着三台摄像机,周围有24名记者,还有无数制片人和技术人员。这里是阿根廷公共电视台第四制作室,一切都准备就绪。少顷,导演从控制室里对我说:“卡洛斯,注意了,60秒后开始直播。”

即将播出的这档节目名叫“国家研究”,是一档覆盖全阿根廷24个行政单位的节目。正是这一天,我被选中接替胡安·阿尔贝托·巴迪亚,这位阿根廷电视史上最资深的主播。也正是这一天,2008北京奥运会拉开帷幕。那时,我还是一名年轻的主持人,我的华裔身份让我能够在那一天、那一个地点,出现在上百万阿根廷观众面前。而在全世界,坐在电视机前收看北京奥运会的观众则达数十亿人。人们对这届奥运会抱有极大的期待,深知它必将成为一场令人难忘的体育赛事,成为首次在中国举办的高水平竞技体育比赛——更为重要的是,它将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化走进世界千家万户的一扇窗户,无论是造纸术、印刷术、瓷器、指南针等贡献世界的中国智慧,还是长城、兵马俑和丝绸之路等中国符号,都在开幕式上一一呈现。

运动员李宁在空中起跑,奥运生活在北京点燃……与此同时,在世界另一端的阿根廷,表示“直播”的红色指示灯被点亮——与它一同亮起的,还有我的未来。

耳畔听着制片人的指示和同事的呼吸,我在脑海中回顾了第一个板块。在这个板块,我将介绍数字“8”对于中国人的含义。整个节目过程中,我始终保持着高度冷静。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我说出:“好了!享受这一刻吧!”这句话为止。一阵快乐忽然袭来。这种感觉让人不自觉地露出微笑,自然而然地闭上眼。就在那一瞬间,我回忆起1982年4月的那个下午——那时,我和父亲、母亲、弟弟刚抵达阿根廷不久,我们坐在五月广场对面的草坪上照了一张合影。我们这个移民家庭来到此处,寻找更美好未来。除了希望,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将太多东西留在过去,又把过去留在身后,只愿在这片富饶之地拥有未来。

一直以来我都清楚自己的种族,可是一旦说起身份问题,我又感到很矛盾。我传承了中国五千年文化的血脉,在玻利维亚出生,却在阿根廷长大……然而有一天,我却想也没想,仅仅下意识地就解开了这道奇怪的方程。那是2015年8月的一个晚上,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文化局请我主持世界探戈锦标赛,在公布世界最佳探戈组合分数前的一小段时间里,我需要引导台下3000多观众产生一些期待。然而,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大声质疑我的身份是否配得上阿根廷探戈,让我的工作无法继续。话筒开着,于是我用一种出其不意的方式回答了他:“两岁时,我出生在阿根廷”。“两岁时出生”,如若不是探戈歌王卡洛斯·加德尔说过这句话,那这简直荒谬至极。但这句话却如此神奇,好像向那位对阿根廷探戈无比苛严的老人挤了挤眼。就这样,我成为了正儿八经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人。

我的故事里有很多具有阿根廷基因的标志性元素。马尔维纳斯,即马尔维纳斯群岛,就是其中一个。1982年对于阿根廷是一个十分戏剧性的年份。军政府准备发动对英战争,而两国间的冲突又以一种令人猝不及防的方式侵入了阿根廷人的生活。当年4月,各大媒体发布消息,告知民众阿根廷已经决定参加这场自共和国建立以来的首场战争。所有人都清晰地记得,那一刻,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有人正在学校念书,有人正在购物,有人正在工作,而还有许许多多的人正看着电视直播。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一家人——父亲林占山,母亲林梦玉,弟弟林永川和我林文正——抵达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埃塞萨国际机场。

那是我们第一次踏上阿根廷的土地。在这片久负盛名的肥沃土地上,我们将要播撒种子,探寻我们梦想的大树和森林(而我们的姓氏“林”也正代表着森林)。

我的父母虽然不懂西班牙语,但在面对逆境时,他们身上却始终体现出努力、牺牲和坚持。他们别无选择——带着两个嗷嗷待哺的儿子,只能勇往直前。在阿根廷,我母亲名叫“露西”,父亲名叫“恩里克”。初到阿根廷,他们身上只有一万美元,于是用六千美元买了一套小房子(就是萨维德拉区279号的那套房子),然后又用剩下的钱成立了一家小型珠宝加工厂,生产耳环和发卡。

我父亲在家加工,母亲则将产品带到十一区销售。十一区位于布市中心,是一个商业区。每个月,母亲都会带着装有产品的口袋去十一区销售两次,每次都会带上4岁的弟弟巴勃罗和6岁的我。那两天,我和弟弟都有福了:76路公共汽车从我家门口开过,载着我们来到市中心的繁华喧闹之中,而我和弟弟期待的,却仅仅是母亲售货结束后带我们到Pumper Nic(一种类似麦当劳的阿根廷快餐)去吃幸运盒子。只是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快乐了。可是,直到后来我们才知道,母亲在那些下午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全部花在给我们买食物和礼物上了。每次都得靠那些礼物,才能让我俩回家。

有一天,父亲忽然有了一个的好点子——在发卡上加一个仿真钻石。这个想法在当时实在是太新潮了,订单数量一下子翻了四倍。我现在仍然记得,我和巴勃罗放学回家后也会帮他们加工发卡——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粘在发卡上的每一颗钻石,都能变成买一盒牛奶的钱。

1989年至1990年,阿根廷经济遭遇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危机,进口商品大量涌入使得竞争变得异常激烈,父亲的工厂经营情况每况愈下。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拯救我们的机会出现了。

那时,父亲打算开一家超市,后来它也成为阿根廷最早开设的几家华人超市之一。在30年后的今天,超市已经成为阿根廷华人社区的一种身份标志,甚至会有人将华人社区与华人超市画上等号。我们给它起名为“露西超市”。两百多平米大的超市,位于中产阶级生活的卡瓦丽托区富兰克林路738号。超市刚开时我只有10岁,而我离开超市时已经28岁了。正是在露西超市,我练就了做播音员和翻译的本领,而我也明白,那间超市成为了连通中国人与阿根廷人的桥梁。

父亲卖了全部的家当买下超市。那天夜里,我们睡在仓库的夹层。我还记得,母亲讲话的声音中明显带着几分不安,她念叨着“但愿一切顺利”。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买下超市后,父母只剩下200美元,而他们却有三个孩子要养活。妹妹苏珊娜已经有六个月大,而我和巴勃罗两人一个十岁一个八岁。尽管我们的现金少得可怜,但我们却拥有一个超市,那里有我们的未来。

二十多年里,母亲负责收银,父亲负责采购;长大一点后,巴勃罗在熟食区帮忙,我则负责摆货,而且还有更重要的工作——翻译。没错,我负责帮助父母与客人、与凶巴巴的供货商、与一头雾水的雇员进行沟通,翻译日常生活里遇到的各种情况。正是这份超市的工作,让我明白了“语言壁垒”这个概念。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生活,可是却不能掌握当地的语言,势必会导致一些不平等的事情出现。人总想努力去学,但这种事急不得。有时,语言学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让上了岁数的人学一门语言则要花三倍的时间。正因如此,我所扮演的角色,对于我家的经济和生活而言愈发重要。

我家挣得的每10个比索中,就有8个比索投在了孩子的教育上。母亲常说:“也许我们不能给你们留下很多钱,但我们的确给了你们很好的教育。”我们在尔学校念书。这是一所法国人开的天主教学校,教学很严格。我的同学都来自上流阶层,父母或是大庄园主,或是企业家,还有一些人则是有名望的政治人物。而我仅仅是一个经营超市的普通东方人家的孩子。我的父母一周七天每天都在工作。因为没时间,更主要的是因为语言不通,他们从来没去学校参加过一次家长会。

在学校里,足球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将具有不同社会背景的孩子聚拢在一起。由于我们兄弟俩从小就善于踢足球,因此很受大家喜爱,也总被叫去踢球。就这样,我们和其他社会阶层建立了联系,并在这种氛围里成长。早晨我在精英学校里上学、锻炼,下午则在家庭超市里劳动、做翻译。

家里本希望我能成为一名医生。我母亲的梦想就是有一个当医生的儿子。《我的医生儿子》是乌拉圭剧作家弗洛伦西奥·桑切斯于1903年创作的戏剧,讲述了二十世纪初寡头阶层和与搬至城市寻求进步的人们之间发生的冲突。自己儿子的社会身份提升,进而生活质量提高,是我母亲一直以来的梦想。这当然也曾是我的梦想!但是我中学最后一年发生的事,犹如圣火般指引着我,决定了我的命运。各种机缘巧合,让我在一个月时间里知道了两个电视频道:Telefe(11频道)和美洲频道(2频道)。

我18岁时告诉母亲我不想做医生,并没有费多大劲儿。可到了28岁,我告诉父亲我不想继承家里的超市,也不想继续在超市工作时,可真是太难了。那时我已被高级播音员学院国家播音员专业录取。我的注册号是7676,和童年时期从我家门前开过、带我们去市中心的76路公交车一样。与此同时,我还被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大众传播专业录取。我在“碳化”(Carburando)这档神话级赛车类广播节目做播音员,还为一档新闻节目做记者。不过,那时我既没有看清未来,也没有把播音当作一种可能的职业选择,但是我已然爱上了这个职业。

孔子云:“好之者不如乐之者”。2008年,当父亲问我和巴勃罗是否愿意继续经营家中的生意时,我便给他讲了这句话。父母都已经累了。他们曾经想过把超市卖了。超市经营得很好,对于28岁的我和26岁的弟弟而言,它的确能让我们快速挣到钱。但是,我们还是心怀敬意地说“不”。

现在巴勃罗36岁,是一名系统工程师,在法兰克福工作生活。妹妹苏珊娜28岁,是企业管理学士,住在巴黎。而我是一名播音员兼记者。“播音员?”听到我的职业,父亲曾经质疑过。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一旦你选择这条路,我们是不会帮你的。”

但我坚持我的路。我是阿根廷唯一的华裔播音员,我的职业目标很明确,那就是发出声音。这么说合情合理。2010年1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中国城,我就做到了。我受邀主持欢乐春节新年庙会。那时,庙会的舞台仅仅是一块4米长3米宽的场地,节目也只有5个:三个武术学校带来各自的武术节目,一个舞蹈节目外加一个经典的舞龙舞狮。他们交给我麦克风,让我在八小时活动里调动现场气氛。八小时啊!我还记得,当时我走上舞台介绍一个节目的表演团队,当节目开始我走下舞台时,又需要赶紧给下一个节目的表演团队打电话。节目结束时,我又走上台去,由于下一个节目需要推迟,我得在这段时间里讲一些神话故事。观众们都满脸期待,享受着精彩纷呈的中国文化。

就这样,我开始与华人有了联系,开始了解旅阿华人群体并参与到他们的生活中去。从2010年农历虎年开始,在中国城的阿里贝尼奥斯街和欧巴街的那个街角,欢乐春节新年庙会让我融入了华人群体。

随后,庙会活动开始以指数级的速度发展。中国的快速发展让我们每个华人受益。2010年仅有千余人参加活动,而到了2011年这一人数便增至两万人。2012年是农历龙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的支持下,我们将活动地点搬到了一处更大的公园——毗邻中国城的巴兰卡斯·德贝尔格拉诺公园。

我还记得与一位旅游部官员发生的趣事。在我们策划活动时,我向她透露预计将有五万人参加当年的活动。她十分怀疑地对我说,如果真能有如此规模,他们会在新的旅游巴士路线上增设中国城这一站。结果,两天的活动,有六万余人参加。当然,几个月后,旅游巴士也增设了中国城这个站点。

欢乐春节新年庙会逐渐变成了一个品牌,不断发展壮大。2014农历马年的庙会开幕式上,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文化局长埃尔南·隆巴蒂在讲话中提到了一条路透社新闻:在所有西班牙语国家举办的欢乐春节活动中,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活动是参加人数最多、组织最好的。第二天,阿根廷各大媒体都刊文证实这一点,欢乐春节新年庙会也被写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官方活动日历中。

这真是一个巨大的成就!这样的话,华人群体至少一年有一次发声的机会了。通过文化展示与交流,两国人民能够放下偏见,相互了解彼此。

在这种情况下,我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我要发声,并以自然的方式发声。毫无疑问,这是一份荣誉!但也更是一种责任。我不再仅仅代表自己发声,而是代表整个华人——甚至毫不夸张的说,代表了上亿中国人——发声。我从龙和狮子的神话故事开始讲起,讲到战国时期,讲到茶叶的故事,讲到修长城的故事。人们越来越了解我所做的努力。我的舞台也越来越大。各种工作机会开始不断出现,这其中有世界探戈锦标赛、烹饪比赛、布宜诺斯艾利斯庆典、阿根廷综合展览会、阿根廷赛马节,也有各种音乐节和私人活动。

不过,我的职业道路和主要经历依旧放在媒体。我在公共电视台做播音员、做记者。但随着工作越来越多,我逐渐意识到,自己需要作一名“中国记者”。正是我所拥有的独特身份让我脱颖而出。于是《基础汉语》这档节目诞生了。这是一档免费教授汉语的电视节目,每周在都市频道(Canal Metro)播出一集。节目承诺,观众收看一年后,将可以用中文进行基本交流。节目内容则包括旅游、餐厅吃饭、超市购物或是参观佛教寺庙时需要用到的简单的中文。对节目感兴趣的人非常之多(中文已经成为大学生优先选择的第三大专业)。我的想法很简单,但也很难:两位老师每次挑选10个汉字列成一张清单,而我们则需要把它变成一档电视节目。

就这样,阿根廷第一档中文节目诞生了。我们赢得了2015年的马丁·菲耶罗奖的原创节目奖。马丁·菲耶罗奖是阿根廷电视行业最重要的奖项,评委们认为我们的节目是阿根廷最好的三档文化教学类节目其中之一。我们伸出手竟然就碰到了天!

然而,巅峰也有终结的时候。随着节目不断推进,准备课程变得越来越难,而且收看节目的观众也开始变少。面对这样的危机,我用东方逻辑思考:危机等于机遇。于是,2016年我又有了另一个非常棒的点子:《千年》,拉丁美洲首个介绍中国文化的节目。那时我们已经转移到更加重要的美洲24频道。我们在编辑、制作和美工方面投入了更多资金,并与五洲传播中心签订联合制作协议,进一步拓展节目内容。

我们制作《千年》这档节目的目的——也是我们的宏大目标——就是增加阿根廷人民对华人群体的了解,消除对华人的偏见。他们对华人的惯性认识是不爱干净、反社会、只会开超市、不给冰箱制冷、不交税等等。我希望这档节目能取得成功,由我们讲述辉煌的中华文化,讲述中国人在牺牲与努力中赢得进步和成功的历史,讲述中国人所拥有的智慧、传统和美食;从今以后,每当在街上看见中国人,人们都会说:“快看啊,那个千年文明。”千年文明理解道教,尊崇儒教,并且还能与佛教和谐共生。千年文明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

华人在阿根廷的历史并不算长。20世纪50年代少量华人移民阿根廷。1980-2010年间,约二十万华人来到阿根廷,分散在全国各地。有两个华人与阿根廷媒体的故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第一个故事的主角是前总理。于2011年对阿根廷进行正式访问,这次访问也让我与中国外交界及阿根廷建立了最初的联系。玫瑰宫礼宾司请中国使馆为当晚的文艺演出安排一名主持人,负责介绍中方节目。阿方为演出准备了探戈、民乐和歌曲。

原计划安排我介绍中方的节目,阿根廷主持人介绍阿方的节目。这是我一直期待的重要机会。然而,当礼宾司发现中方推荐的主持人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时,当即决定让我一个人用两种语言主持整场活动。就这样,在时任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中国总理及阿根廷多位部长和数百位政府官员的面前,我独自主持了整场活动。

京剧、中国功夫和民乐演奏,之后是探戈界传奇乐队赛斯特托·马约尔、歌手特雷莎·帕罗迪和阿根廷民歌,我一一介绍。这对我来说再简单不过了,因为我早已习惯了主持这项工作。如果说,还有什么是我尚不习惯的,那一定是正在前方等待我的、充满惊喜的未来。

随后我又被推荐为总统晚宴的主持人。晚宴设在埃娃·庇隆厅,两国的高级别官员都将参加。这项工作对我来说也不是太难。他们给我的唯一指示就是:“当总统进来的时候,你宣布晚宴正式开始,然后注意观察,一旦总统停下来,你就宣布晚宴结束。”我照做,并乐在其中,这就是把事情做好的秘诀。第二天,玫瑰宫礼宾司打电话问我,今后如有类似的机会,我是否愿意加入主持团队。我的回答你可想而知。

第二个故事整个华人群体都记得,那是我作为主角参与一场电视辩论,我所要辩驳的,是媒体对中国城的不公正指控。与我辩论的对象是一个仇恨中国人的家伙,因其头上有一小撮辫子,人们叫他“小辫子”。他住在中国城中心位置,却总想方设法关掉中国城。

2013年9月,“小辫子”在媒体上发出了一则很奇怪的消息。他展示了两张照片,表示中国城的一家餐馆向公众出售的食品卫生条件极差,一家超市存鱼的冰柜并没有制冷,很多商户的墙缝里住着很多老鼠……他所说的一切都没有确凿的证据,却在电视新闻上如此信口雌黄。

然而,由于中国城的商户们掌握的西班牙语十分有限,电视台也没给他们辩驳的机会,因此中国城遭到污蔑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整个事件中,中国城完全处于不利地位。就在这时,郑女士给我打电话了。她是我很尊敬的一位糕点师,在中国城经营糕点生意。她在电话中说:“我们完全是哑巴!电视台记者和摄像机都在这,但是针对那些恶意诬陷我们的不实指控,我们完全无法辩驳。文正,请你帮我们说说话!”她的话给了我重重一击。

我毫不犹豫,立刻赶到中国城。介于媒体的压力,市政府也派来了卫生监测团队。我在街角看见“小辫子”,于是走了过去,没说两句我们就开始争吵。我自己并不知道,与此同时新闻摄像机把我们都录了下来,于是一条题为“肮脏腐烂的中国城”的新闻在媒体炸开了锅。

不过,一名支持华人的播音员出现在舆论之中。当晚10点,美洲频道《第三立场》节目组织了一场我和“小辫子”之间的辩论,由知名主播罗兰多·格拉尼亚主持,我代表中国城对指控进行辩驳。辩论仅仅持续了三十分钟,人们就能看出“小辫子”的证据都是假的。原来,他的背后还有一鼓政治力量,这股力量借助那家电视台,与时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长马克里作对。他们意在2013年的中期选举中攻击他。后来我们得知,这场指控中国城肮脏腐烂的媒体攻击,其目的是制造一种华人生意的背后有腐败政府撑腰的感觉。所有一切都是假的,借助电视辩论澄清,这场针对中国城的指控就此画上句号。

一位身家万贯的中国企业家曾告诉我:“我可以买下一切,也可以拥有一切,可唯独有一件东西我无法得到。这件东西你有——那就是语言。”听他这番话时我还年轻,不懂他说的含义。今天,通过“发声”,我开辟了一条路。电话响起,无数工作邀约找到我。我始终保持着与媒体的沟通。但除此以外,我还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创立一个属于我们的、真实存在的媒体平台。

我希望我的父母能够了解阿根廷和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尽管现在有各种报纸和手机新闻应用,但华人群体仍然需要一个属于他们的新闻媒介。终于,我和一群与我有相同想法的专家实现了这一点,我们创立了一个覆盖电视、网络、手机应用甚至广播的媒体平台。

我之所以将广播囊括进来,是因为广播是我父母最常用的媒介。对他们而言,通过广播,用“听”的方式获知当下发生的事情,是一种实用而又简单的方法。广播里,中文主播会告诉他们当下发生的事,会给他们播放七八十年代最好听的音乐,也会引导他们思考和参与。这些音频节目还可以上传至网络,这样他们就可以随时下载收听。我的父母很喜欢听辩论节目,节目里持不同立场和观点的专家就当下各种社会问题展开辩论。而我的梦想,就是让他们听到他们想听的节目。

如果说有什么是生活教会我的,那一定是要学着了解我父母的需要和“口味”。因为他们的口味,正代表了阿根廷及拉美地区所有华人的口味。每一位移民都是出于某些原因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来到现在生活的地方。他们与生活抗争,为家人拼搏,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他们的一切都是辛勤努力的劳动换来的。他们每个人都是如此。

就在此刻,当我畅谈梦想时,我的妻子伊尔玛正坐在我身边照看孩子:蒂西亚娜现在九岁,巴伦迪诺四岁,比安卡刚刚一岁。我一边微笑地看着他们,一边对他们讲:2008年8月8日下午1点58分。我面对着的,是曾在梦里见到过的一大人生挑战。这一刻我停住了。我面前摆着三台摄像机,周围有24名记者,还有无数制片人和技术人员。这里是阿根廷公共电视台第四制作室,一切都准备就绪。少顷,导演从控制室里对我说:“卡洛斯,注意了,60秒后开始直播。”

就在这60秒里,我回顾了一生。我明白,牺牲和坚持会让一切皆有可能。人生就是播种、收获、再播种的过程。

作者:林文正,阿根廷国家级播音员兼主持人,现任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概念广播”(Radio Concepto FM 95.5)电台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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